【黄宗洁书评】那些关于时差的故事──《长乐路:上海一条马路上

时间:2020-06-14

【黄宗洁书评】那些关于时差的故事──《长乐路:上海一条马路上

黄宗洁书评〈那些关于时差的故事──《长乐路:上海一条马路上的中国梦》〉全文朗读

黄宗洁书评〈那些关于时差的故事──《长乐路:上海一条马路上的中国梦》〉全文朗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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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明智(Rob Schmitz)的《长乐路:上海一条马路上的中国梦》一书,乍看之下或许会令人直接将其归类为两种书系的延伸:一是关于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图像,包括何伟《寻路中国》、梅英东《消失的老北京》、欧逸文《野心时代》、伊恩.强森《野草》,或再往前回推到稍早一些如保罗.索鲁《骑乘铁公鸡》、林西莉《另一个中国》等;另一则是以上海为轴心,由张爱玲、王安忆、金宇澄、张怡微、欧大旭这些作家笔下所建构出的上海气味。

《长乐路:上海一条马路上的中国梦》,史明智着,时报出版

喜爱前两种主题的读者,固然都能从《长乐路》中,找到足以对话或对照的线索,尤其书名中「中国梦」这个关键字,看似与《野心时代》里所欲探讨的,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如何形塑出当代中国形象亦若合符节,但相较不时对于「中国」或「中国人」进行概括式论述的《野心时代》,与其说《长乐路》一书,意欲透过几个人或一条道路的故事,放大到对整个中国人的性格或命运之综论,不如说它更趋近以巴黎殉道者街上的生活为题材的伊莲.秀黎诺《885公尺的巴黎》,源于「对于一个独立地理空间的共同热情」,藉由打入一个社区之中,扩展出共有经历的过程。也因此,《长乐路》里的上海,才能宛如细针密织般地,开展出一个我们既熟悉也陌生的中国/上海印象。

 

一条街道或马路能告诉我们什幺事呢?珍.雅各《伟大城市的诞生与衰亡》这部经典之作,早已告诉我们一座城市的街区与街道,能开展出拥有无限生命力的庶民日常,为城市生活带来多样性与活力;除此之外,流转其中的种种「诞生与衰亡」,亦让城市的形貌成为不同历史阶段的「叠印」,铭刻出文化与岁月的脉络轨迹。一如前述《885公尺的巴黎》书中所形容的:「殉道者街上的生活不只受到一天内的时间以及一週间的某日所支配,也同时受到新震撼的轰炸与拥抱」,站在街角,你会看到1848年以来就出现在巴黎档案中的药局、始于1865年的五金行、1868年的麵包店……但同样地,也会有经营不下去的鱼舖与进驻此地的小型服装连锁店。换句话说,一条街道的图像本身,就是一则关于时差的寓言。

史明智笔下的长乐路,同样也是一则则关于时差的故事。全书透过几条交错的线索,将这些故事牵繫起来:810号的CK与他的「二楼──你的三明治屋」、109号花店的赵小姐、169号卖葱油饼的冯大叔与傅大婶、麦琪里的陈里长、以及其中最特殊的,一盒来自682弄70号王家的信件……来自中国不同地区、有着不同背景的人们,汇聚在同一条街上,成为那些「双眼明亮的异乡人带着梦想争奇斗艳」的缩影。他们当中有些相信在上海可以找到更好的生活,有些则是为了抵达另一个想像中的「更好生活」而在此地努力工作。

 

但是,长乐路上的人们,儘管同样怀抱着对更好未来的期盼,他们定义与实践「中国梦」的方式则各各不同︰赵小姐让小儿子留在家乡当「留守儿童」;傅大婶将微薄的退休金投资在各种快速致富的骗局,只为了实现「到新疆过退休生活」的计画;CK则不断将招牌上三明治屋的字体改小,将菜色调整为想像中的「高端法国料理」。他们的成就或失落,其实也隐隐诉说着彼此的时间差。

冯大叔与傅大婶的世代,「终其一生被政府丢来丢去」,他们的青春「是一场幻觉」,到了老年,想开始追寻理想生活的可能,却落入另一场资本主义迷宫中的新幻觉;赵小姐来自改革开放后,以「能吃苦」肯定自己的第一波工厂移工世代,却因户籍法的规定,只能让儿子大阳返乡升学。但迥异于过去我们对「城乡差距」的刻板印象,返乡读书的大阳发现乡村课程的考试程度比上海更难,基于必须筛掉更多人的升学压力,乡村学生的课本往往比大城市要更艰涩,于是对学业失去兴趣的他再度回到上海,成为带着梦想的新一代移工。至于CK这一辈的年轻人,则是「首批能为自己人生做决定的人」。

 

换言之,这些不同世代的移动故事,背后其实充满着迥异的信念与矛盾的价值,一如长乐路上知名的锦江饭店与新锦江大酒楼之间的距离,新旧并陈的建筑,不只「拉出了一条时间轴」,连结了旧上海与新上海间的时差,也铭印着价值的断裂与冲突。更足以凸显此一矛盾的,自然是麦琪里的景观。就在那些繁华的酒吧与咖啡厅一个街区外的地方,包含蒙骗、驱离与死亡的麦琪里故事,彻底戳破了文明城市的华美包装,诉说着城市的梦想如何凌驾与掠夺了个人的梦想。

用这样的眼光来理解史明智的《长乐路》,或许就不会认为这只是「又多一本西方人的中国观察与书写」,而能透过长乐路的街区兴衰,看见在慾望和理想的背后,无数「中国梦们」的追寻与失落;以及在移动与选择之间,那些依然潜伏着的,属于过往的鬼魂与记忆。就像史明智从一盒骨董店中信件所勾勒出的家族史切片,可说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中国人,既相仿又想遗忘的故事框架,以至于当他最初循着地址辗转找到信件主角的儿子时,对方甚至无意保留信件影本(儘管他终究还是改变了主意)。而更多那些早已被湮灭的信件、话语与故事,仍在长乐路的砖瓦之中,等待被看见。一如史明智提醒我们的,法国人当初种下的那些伦敦梧桐,其实来自东方梧桐与美国梧桐的混种,最早则在西班牙被发现,它们宛如一则隐喻,至今仍在长乐路上,见证时间的流转,诉说着历史的混沌。

 

本文作者─黄宗洁

国立台湾师範大学教育心理与辅导系学士、国文学系硕、博士。长期关心动物议题,喜欢读字甚过写字的杂食性阅读动物。着有《生命伦理的建构》、《当代台湾文学的家族书写──以认同为中心的探讨》、《牠乡何处?城市‧动物与文学》。现任国立东华大学华文文学系副教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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